十大抗战野史在某音疯传引发海量点赞去伪存真何其难！（上）

  ”的所谓历史创作者，尤其是关于抗日战争的虚假段子，更是为了点流量抄来抄去，惹得不少真正的历史爱好者大加鞭挞，慢慢地也就销声匿迹了，毕竟段子是禁不住史实推敲的，本来对此很是欣慰，不曾想到，人家其实只是转移了阵地而已！

  最近经常刷短视频才发现，遭到声讨和“追杀”的那批人，原来都转战短视频平台了，而且相同内容的段子，一天能刷到好些个，产量大有井喷之势。

  有时候实在看不过眼，忍不住批评几句，好家伙这就被大数据发现了，以为咱也偏好这口，于是更多的推荐席卷而来，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：

  说明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即大量的读者已经被误导了，以为那就是真实的抗日战争史，长此以往，必然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之现象，未来哪怕是绝对真实历史写照的作品，读者们也因为先入为主而拒绝采信了。

  全面抗战的八年，是极其困难和惨烈的，不了解真实的抗战史，就不理解先辈们抗击日寇的艰苦卓绝，而任由野史在短视频平台泛滥，将与抗日神剧的危害如出一辙，为祸深远。

  此间特别整理了十个流传甚广的“野史”段子，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，驳斥野史的明显错误，更希望具备一定历史知识和军事常识的读者，加以补充和广为扩散，将那些不负责任的野史段子，驱离我们的视线！

  1936年9月，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一年，蒋桂实现和解，桂军被整编为两个军另一个独立师，总计只有不到4万人马。

  ”，但是新兵整训和建制扩充，那是需要一些时间的。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后，紧急开赴华东战场的是廖磊，建制内只有第7军和第48军，共辖六个师十二个旅24个团的番号，以军事常识推算，总兵力差不多线军的大部分，这中间还包括第170师、172师的七个团，奉命直接开赴了江苏连云港，以防止日军在当地登陆，因此桂军直接投入淞沪战场的，只有十七个步兵团的野战力量。

  桂军在淞沪战场的主力自然是第48军，从1937年10月21日到23日，在三天的大反击和转攻为守的时间段里，第48军有据可查的伤亡是8126人，加上第7军一部的战损，至多在15000人左右。总共参战才4万人，那怎么冒出来的6万人全体牺牲？你可以说桂军伤亡惨重，在淞沪打得比较坚决（主要还是白崇禧对现代战争缺乏认识，对日军火力强度缺乏了解），却不可以瞪着眼睛编纂历史：

  南京保卫战之前，校长曾商调参加守城作战，白崇禧刚刚哭完自己的损失，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般，如果六个师在上海已经全部打光了，哪还能有“商调”一事？事实上，撤往皖北整补的桂军，至少保存了一半的战力，否则怎会是投入接下来的徐州会战？

  严格来说，只有广州本校的前七期毕业生，才可以真正称为“黄埔生”（约13000余人），自迁址到南京以后，专业称谓已是“

  ”，考虑到办学的传承因素，姑且将在大陆期间毕业的23期学员，均视为黄埔生也罢。抗战期间搬到成都以后，军校平均每期招生数量更是很不稳定，高峰时比如第十六期（1938年）有4500余人、低谷时比如第十九期（1942年）仅有902人，因此这23期广州本校、南京本校、成都本校的毕业生，总计数量为41386人。那么传说中22万黄埔毕业生的数字，又是怎么来的呢？这这中间还包括在“宁汉对立”期间，武汉分校的毕业生32000余人，因此抗战爆发前总数不足8万人，同时还计入了抗战期间，各战区开办的中央军校各分校的毕业生数量：

  也就是说，上述本校、分校毕业生全部拢在一起，才勉强凑足了22万之数，而按照野史“阵亡90%”的说法，这些毕业生至少在抗日战场伤牺牲了19万余人，稍有军事常识，便知这一数字是非常雷人的！

  即便是这44000多死亡的军官，也不可能全部是黄埔生，还包括着东北军、西北军、滇军、川军、桂军、粤军、晋绥军等等大批杂牌军的军官，一边是宣扬川军桂军如何英勇抗日，一边又说死的军官都是黄埔生，何其自相矛盾！1944年6月间，在黄埔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，军政部长何应钦曾经宣布：自第一期至第十八期，以及附属各班队，先后毕业同学达二十五万四千六百零九人，各战役阵亡，经呈报有案者，一万零四百六十二人，而负伤者不计其数，这一个数字才基本靠谱！

  称呼孙立人一句“抗日名将”并不为过，因为名气确实够了，并且在抖音上有愈演愈烈之势，孙立人的大学、留学和戎装照片满天飞。

  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可过分拔高这位将军，毕竟直到1944年8月之前，孙立人仅仅是一名步兵师长，而这个级别的名将不要太多。全面抗战爆发时，孙立人是税警总团（顶着88师独立旅的番号参加淞沪会战）的一名团长，1941年12月晋升新编第38师师长，至晋升新编第一军军长时，距离抗战胜利只剩一年时间了，而整个“驻印军”在缅北反攻作战中，歼寇总数为48500人！

  如今网络纷传，孙立人曾在缅甸歼日军3万人，以驻印军不低于六个师的兵力和战力，总计歼敌不足5万人，难道孙立人麾下就占去60%？这明显是在贬低其他部队的抗日功绩，郑洞国怎么看？廖耀湘怎么看？就算史迪威那老头也不干呐。

  ”，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日本兵极为顽固，生俘颇为不易，因此军事委员会要求，各战区抓获的日俘一律要押送重庆，集中收押以作宣传，任何部队都无权处置，尤其是数量成规模的俘虏，更没有被擅杀的记录。

  况且在整个缅北反攻作战中，“驻印军”总计抓获日军俘虏395人，就算全部交给孙立人拉出去毙了，也凑不出来1200之数！侵华日军经常毫无人性的残杀俘虏，如果我们也这么干，又跟鬼子有何区别？

  说的当然就是石牌保卫战了，先说清楚，这场仗很重要，但绝没有到生死攸关甚至影响到抗战结果的地步。其一是石牌保卫战期间，第六战区之前受到重创的其他部队，大部分已奉命在“三斗坪”集结待命。

  完成集结的部队不低于七个师，那么“三斗坪”在哪里呢？在石牌的西边！换句线师最终弃守石牌要塞，日军也不可能一口气冲进三峡，而是还要大战“三斗坪”才可以，事实上，日军当时已是强驽之末了。

  其二是即便石牌失守，然后三斗坪也战败，重庆也是安全的，用日酋冈村宁茨的话说：“

  为什么呢？看看当年重庆地区的立体地图，当知三峡两岸仅有崎岖小路可通行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狭窄的山路，根本没办法实施大规模行军，在那样的小路上，一个班带上一挺机枪，就能挡住鬼子一个联队！

  而三峡地区长达193公里，日本人猴年马月才能突过去？所以整个抗战期间，日军确曾有过从陕西、湘西和贵州入川的企图，却从来就没经三峡取重庆的计划，因为根本办不到！

  战略位置固然重要，但是并没有重要到危及重庆的地步，若失，只是中国军队在宜昌以西的态势更为不利罢了。

  1943年的鄂西会战，在日寇第11军的作战计划中，更从来就没进军三峡的打算，而是要“

  ”，在连续击破中方江防军、第10和第29集团军后，日军的战役目标已经基本达成。

  具体到石牌保卫战，胡琏第11师万余人弹药充足且居高临下，对阵日军三个联队1万余人（分属第3和第39师团），在绝大多数战斗时间里，大部队绝对没必要跳出工事，去跟日军拼刺刀，那也不是中国军队的强项！

  石牌周围山势险峻，且第11师是以团、营为单位分守各阵地，哪里有那么大的平坦战场，供“双方数万人进行白刃战”？又怎会是是全师集体拼刺刀？这根本是违背军事常识的说法，都说胡琏用兵狡诈，这样的打法岂非极度愚蠢？

  日军在鄂西会战结束后，宣布伤亡仅为1500余人，对岸在80年代承认毙伤日军数量为3500人，这其中仅增援而来的第74军就毙伤日军1000余人，在石牌附近作战的还有第5师、第18师，以及之前第10、第29集团军的作战，这些部队难道都没有杀敌记录？

  台儿庄战役，其实是“徐州会战”的第一阶段，或是说上半场，即北路日军两个师团的大部，企图于1938年3月中旬会师台儿庄，进而联手南攻徐州。在遭到中国军队的节节抗击后，日军第10师团的濑谷支队，虽然攻到了台儿庄城下，却始终不能全部占领之。这伙鬼子随后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反包围。

  1938年4月7日凌晨1时，李宗仁下达总攻击令，日军在台儿庄扔下数千具尸体后，最终狼狈而逃，中国军队在追击中亦有斩获，是为“

  战役期间，第五战区先后投入了西北军、东北军、川军、桂军和中央军的若干部队，在总攻阶段，李宗仁主要动用了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（西北军）、汤恩伯的第20军团，那么这时候滇军第60军在哪呢？他们从遥远的云南出发，一路风尘，期间并没有赶上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，此时刚刚经武汉到达湖北孝感，正在进行短时间休息和整训。

  1938年4月19日，卢汉率第60军奉命乘火车开赴河南，注意时间点，此时“台儿庄战役”已经完全结束，而徐州会战的“下半场”刚刚开场：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的兵力，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徐州，既要报台儿庄的一箭之仇，还要全歼五战区的主力。

  就在运兵途中，第60军突然接到紧急命令，军列由平汉铁路转道陇海铁路开赴徐州，滇军于4月20日晚8点抵达徐州，部队尚未下车就接到战区命令，务于4月21日晚赶到台儿庄车站，于是滇军将士下车后，马不停蹄奔赴前线。因此滇军参加的实际是徐州会战第二阶段，跟“台儿庄大捷”没有一点关系，虽然他们前进的方向也是台儿庄，但那是为了掩护五战区主力撤退！面对20余万日军的包抄，李宗仁再不撤退的话，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危矣。

  1938年4月22日，当第60军风尘仆仆赶到预定区域时，原负责防守阵地的第20军团汤恩伯部、东北军第51军于学忠部已提前后撤，战线军于是与乘虚而入的日军机械化部队遭遇，登时陷入苦战。

  卢汉深知禹王山制高点的重要性，提前部署了三个团构筑阵地，因此第60军在禹王山死战不退，整整坚持了两周之久，直到5月中旬才接到撤退的命令，第60军的12个步兵团，战后仅能编成5个团。

  滇军5月20日奉命从徐州战场撤退时，周围已无任何友军，等于是孤军突围，第60军历经艰险隐蔽穿插，于6月1日到达平汉铁路沿线，然后辗转奔赴武汉，不久参加武汉会战。